过去5年 中国哪个省份的人最有钱?

“一个人工资10万,一个人工资1万,两个人的收入差距是10倍吗?”也可能是50倍甚至更多。#月薪1万与10万的真实差距#这个话题三不五时就会被拿出来讨论,有人给出了如下假设:

假设同样是在上海,公寓2500,吃饭3000,各种电话费电影交通去掉3000,也就是一个月只能剩下来1500,这是一个人的实际收入;而另一个人10万块钱收入,就算生活成本是这个三倍也不过25000,还能剩下75000。

GDP、工业总产值、进出口总额、社消零总额、一般公共预算和支出……每到年终盘点地方“成绩单”或预测未来前景时,这些宏观性指标总是频繁出现。但也许对于普通人来说,“自己钱袋子鼓不鼓”才是衡量一个地方实力的最佳指标。

前几天城叔推了一篇“谁是中国进步最大的城市”的文章,评论区出现了不少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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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目光聚焦在个人身上,哪里人的钱袋子鼓起来了、钱从哪儿来;哪里人的开销最大、钱都花到哪儿去了?

今天我们用数据说话,全盘对比5年31省份的相关数据,看看哪些地方变化最大。

注:文中数据为2014-2019年数据,来源2015-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

钱从哪来?

仅8地财产净收入占比高于全国

刚刚过去的2020年,“打工人”火了。每个以梗自嘲的“打工人”,大多有一个财富自由的梦。

居民可支配收入,就与每个人“财富自由”的梦想直接挂钩,指的是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那么到底哪里的人,离这个梦想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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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1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加粗指标为全国平均水平线(下同)

城市进化论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整理制图

根据上图数据可见,2019年全国(不包含港澳台地区,下同)31省份中,仅有9地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30732.8元的平均水平,且中西部地区省份无一在列。

其中,上海、北京以人均近7万元的可支配收入,达到全国均值的2倍以上;浙江、天津、江苏分列三至五位,处于4万元的区间。

相较而言,2万元的梯队占比最大:包括重庆、湖北等在内的共19个省份,占到了全国6成以上的比例。

这一数据,较五年前有巨大的提升。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167.1元,2019年数据较其跨上又一个万元大关,拉升程度在一半以上(52.4%)。

分地区看,有25省份增幅在50%以上,贵州、云南两地增幅超过60%,西藏的数据甚至高于80%。相比之下,内蒙古、天津、山西和吉林,增幅仅在40%区间;辽宁和黑龙江,更以39.4%的成绩垫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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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进化论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整理制图

钱都从哪里来?对许多普通“打工人”而言,工资是主要收入来源。数据上看,五年过去,全国工资性收入占到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半以上的省份数量没变,依旧是26个。

变化体现在具体省份上——2014年全国工资性收入占到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50.5%、50.4%的黑龙江和四川,在2019年占比下滑,被西藏和吉林取代。

此外,处于当年全国平均水平及以上的省份数,由2014年的12个增加到2019年的15个,增加了海南、江西和甘肃3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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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1省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元)占可支配收入比例

城市进化论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整理制图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的解释,按收入来源,可支配收入包含四项: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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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相关组成的增幅

城市进化论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整理制图

财产净收入,即指住户或住户成员将其所拥有的金融资产、住房等非金融资产和自然资源交由其他机构单位、住户或个人支配而获得的回报,并扣除相关的费用之后得到的净收入——如利息净收入、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租金净收入、出租房屋净收入等。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陈宪就曾指出,城乡居民收入能否持续增长,有总量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增长是总量性因素;收入中某个部分比重提高,是结构性因素。“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财产性收入占比偏低,进而有着较大的上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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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1省份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元)占可支配收入比例

城市进化论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整理制图

相较于2019年工资性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多达15个,而财产净收入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仅有8个,且最高比例都在15%上下。

对于未来五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已专门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钱花哪里去?

居住成本沿海地区前五占四

消费是宏观经济的“稳定器”。

整体来看,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2014年的14491.4元已提升为2019年的21558.9元。不考虑物价因素,前后数据提升近一半(48.8%)。但与同阶段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4%的增幅,仍有3.6个百分点的差距。

从具体省份上来看,与五年前相比,2019年高于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省份总数未变,共9地入围,分别为:上海、北京、浙江、天津、广东、江苏、福建、辽宁以及湖北。

这当中湖北是最新上位,而曾在2014年位列第七的内蒙古,在2019年退居第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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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支出及财产净收入占比高于全国均值省份的对比

城市进化论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整理制图

我们都很清楚,城市经济效率高,意味着就业机会也多。与此同时,物价,房价等一系列成本就会跟着攀升。

具体来看,2019年人均消费支出排名前四的省份,均较2014年上升了一个万元台阶,上海、北京跨入40000元水平,浙江、天津则提升至30000元区间。

钱到底花去了哪儿,从现实的考量来看,“生活成本”中最大一块的开销,始终是“居住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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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1省份居住支出(元)在人均消费支出中的占比

城市进化论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整理制图

2019年的人均支出额上,北京、上海两地的居住支出数据均在15000元以上,已接近支出额排第三的浙江(8403.2元)的两倍,是贵州的5倍多,约西藏的7倍;居住成本占比上,排名前五的省份中,有四个位于沿海地区。

纵向对比,2019年31省份居住支出的额度及占比差异,在进一步扩大——

北京的居住支出从2014年排名第二的不到1万元(9497.7元),跃升到2019年的第一位15751.4元,涨幅超过65%。上海也由2014年的1万刚出头(10789.1元),上升为2019年的15046.4元;江苏则由2014年居住支出占比排名全国第12位,冲到了2019年的第4位。

整体上看,31省份居住在支出中的占比,极差已从2014年的15.4个百分点,扩大为18.9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教育文化娱乐的差距相对较小,上海以年人均5495.1元排在第一,比第二名北京多出1000元以上,是云贵川等地的3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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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1省份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元)在人均消费支出中的占比

城市进化论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整理制图

整体上看,教育文化娱乐的支出占比较五年前有所提升:最大值从13.7%提升至14.7%,最低值从3.6%涨至5.3%。

和居住支出占比排名靠前的集中在沿海地区不同,教育文化娱乐方面,2014年支出占比靠前多出现在中部和东北地区,包括湖南、山西、吉林等地。

消费、投资、出口,长期以来一直被称为GDP增长的“三驾马车”。在过去一段时间,投资在我国拉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面临着边际效应递减的问题;而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都对出口贸易造成一定冲击。

在这一大背景下,全面促进消费已成为应对中长期挑战、保持经济韧性的必要之举。“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全面促进消费”,具体包括消费升级、公共消费、绿色消费、汽车住房消费等。

消费不单纯是一种经济活动,是各项社会经济条件准备到位后水到渠成的结果。

有专家指出,“十四五”期间,要把促进扩大消费的着力点放在大幅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上,力争使中等收入群体达到6亿人左右,使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的比重由目前的29%上升到40%左右。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将会对扩大消费市场、提高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形成巨大推动作用。”

收入差距

西部收入涨幅最大东北城乡差距最小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经济社会均衡的过程。

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重大区域性战略的深入推进,区域发展协调性逐渐增强,然而各大区域之间仍存在明显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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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进化论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整理制图

从东、东北、中、西部的区域角度看,从2014到2019年,后三个区域都已从1万元以上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水平,迈上了2万元的台阶;东部地区则从2.5万元以上,一路站到了4万元的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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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进化论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整理制图

其中,无论城乡分开还是合在一起看,西部都是可支配收入涨幅最大的区域,西部农村达到增幅横向对比的最大值57%;东北地区则增长最慢,其中东北地区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仅有37%,是唯一在40%以下的数据,与西部农村的增幅差距高达2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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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区域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城乡差异

城市进化论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整理制图

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西部地区,尤其是其农村地区增长最快,但内部的城乡差异仍然是最大的,从2014年的2.9倍仅缩小为2019年的2.8倍。相比之下,东北地区的城乡差距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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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区域间差异

城市进化论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整理制图

整体上看,东西区域间的差异变动不大。无论是2014还是2019年,东部基本都是其他三个区域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4倍左右;差距最明显的,仍旧表现在东西部的农村地区。

我国“十四五”规划建议已明确,“十四五”时期,要使“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也要“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对此,有专家指出,在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之后,政策焦点和机制建设应及时转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一般来说,相对贫困标准是以中位收入水平为基础制定的,因此,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有助于尽快把已脱贫的农村人口提升到中等收入行列。

当然,中等收入群体的定义也不仅限于收入水平一个指标,还应该包括其他与人民生活品质相关的内容——稳定的就业、符合基本需要的居住条件、充分供给的基本公共服务、具有超过基本生存需要的相关消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