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资-恢复PSU和印度健康的必要条件

维普尔·普拉萨德(Vipul Prasad)

印度对PSU(公共部门事业)进行复苏的需求日益增长。政府拖延对这些公司进行全面计划的改造的时间越长,对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损害就越大。

在过去十年中,按市值计算的前25个最大的PSU名义损失约为175亿卢比(约占印度2018财年GDP的10%)。他们的综合市值仅增长了75%,而同期基准Nifty 50指数增长了302%。实际上,这些PSU的合并利润在2008财年至2018财年之间下降了40%,而Nifty 50组成公司的利润增长了145%。

实际上,由于昏暗的商业环境,激烈的竞争,缺乏长远的眼光和执行不力,越来越多的公司变成印度航空这样的巨额债务的风险越来越大。PSU的快速萎缩背后最令人沮丧的因素可能是缓慢而过分谨慎的决策过程。

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大量参与了这些公司的高层决策。印度航空的账面债务约为550亿卢比,每年亏损超过300亿卢比,不仅成为政府的负担,而且也危及10,000多名员工及其家人的未来。

相关新闻Supertech尚未“移交” 200个单位,未获得任何超额收益:购房者拉利特·莫迪(Lalit Modi)抨击戈弗雷·飞利浦(Godfrey Philips),此前该公司驳回了他的股权出售要求,称他们为“公然骗子”。

问题是,如果不紧急采取预防措施,更多的PSU公司可能会遇到与处于悬崖边缘的命运相同的命运。甚至那些似乎步履蹒跚的PSU也在各自领域迅速失去市场份额-除了少数受到监管或传统准入壁垒保护的PSU。

在这里,政府的第一步应该是制定一项长期行动计划,以期增强这些公司的前景,降低政府的财务风险并保护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小股东和客户)的利益。

中心思想应该是使这些公司专业化。实现上述目标的一些简单方法是,根据市场趋势重新调整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待遇,增加横向招聘,充分授权董事会。

这里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法律,在监督CAG(财务总监和审计长),CVC(中央警戒专员)和调查机构等机构时,PSU必须与私营部门公司相提并论。将PSU视为政府的武器是不公平的,尤其是在撤资后。

此外,应认真考虑同一行业中PSU的合并。通过这种合并获得的规模和协同效应可以增强许多这些公司的长期前景。所需要的是政府愿意回到仅金融投资者的角色,而不是其当前的“所有者”身份。

减少投资(减少政府在PSU中的股份)是急需重新设计的拼图的另一部分。现在,政府遏制甚至不完全撤出酒店,航空,电力,电信,金属和矿业,银行,保险,汽车等行业的风险继续增强。

除了经济不佳和这些PSU公司生存能力受到损害外,还有其他原因。一个问题是利益冲突。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以及企业的协助者和仲裁者的角色同时引起了公平和透明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印度的撤资活动是临时采取的。选择公司(以及撤资步伐)的过程似乎更多地基于可出售性和政府的短期资金需求,而没有过多考虑公司的需求和绩效以及行业动态。实际上,所需的是制定长期计划(例如五年计划),以期对各家公司进行分阶段的投资。逐步撤资的时间表应基于公司参数,例如其相对能力与竞争能力,技术或其他方面的脆弱性,财务实力,可持续业务优势的程度,人力实力等。

此外,一些重要的“不可转让”应优先通过立法行动落实到位。政府可能会预先声明,它将继续持有这些公司至少25%至30%的股份,继续成为最大股东,并保留足够的董事会代表席,以确保不损害员工利益。然后,政府可以避免将股权出售给一位战略投资者,而选择只出售给金融投资者。这样,政府可以从员工那里获得该计划的“买入”。

最后,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框架来应用撤资收益。到目前为止,尽管中央政府的年度预算中有量化的撤资收益目标,但收益的运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因此,多年来,在资产逐渐从政府资产负债表上清算的过程中,所得款项实际上已用于非生产性或短期目的。

这些范围从拖欠政府雇员的加薪到不合逻辑且针对性不强的补贴。撤资收益应专门用于创造其他资产,而不是浪费其收益支出,这非常重要。这些其他资产可以是城市和农村基础设施的形式,也可以是通过提高青年人的技能或投资于教育和医疗保健而形成的人力资本。

这方面的重要性植根于剥离可能带来的总和-如果将政府在所有PSU中的持股降至25%,则可超过1200亿卢比。无论哪种方式,该国都必须以计划的方式紧急进行,以增强PSU的可持续性,将这些PSU的投资货币化,并将这种撤资的收益进行投资,以创建其他更具生产性,价值和持久性的资产。

第二部分将于明天出版,它为政府使用撤资资金推动教育和卫生改革提供了理由。

(Vipul Prasad是Magadh Capital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